一、研究背景
2010年起,在相关政府部门推动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在交换媒介职能方面,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启动,跨境货物贸易人民币月度结算规模和占比大幅增长,在中国银行代客涉外收支中的占比也显著提升,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不断上升,成为全球第四大最活跃货币。在价值贮藏职能领域,境外市场主体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存量显著增加,资产品种日益丰富。
然而,与美元、欧元等货币相比,人民币国际化仍有提升空间。在跨境贸易中,人民币结算比重较低,大部分货物贸易用美元结算,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的短期波动对中国跨境贸易影响显著。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幅度增大,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和规避成本上升。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于人民币国际交换媒介职能的增强是否能缓解汇率波动对跨境货物贸易规模的负向冲击,以及境外市场主体持有的人民币资产规模在其中的作用。
二、文献综述
(一)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后期,汇率波动与国际贸易的关联受到学界关注。理论上,关于汇率波动对出口的影响观点不一,实证研究也因研究对象和方法不同而结论各异。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大多认为汇率波动对其贸易有正向促进效应或无影响;而大量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汇率波动对贸易有负向作用。在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对外贸易方面,多数文献认为人民币汇率波动抑制中国出口,对进口的影响则存在较大分歧。
(二)人民币国际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本币国际化指本国主权货币在国际市场上发挥结算、计价和储备职能。不少文献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中国发展对外贸易,能稳定产品出口价格、提升厂商议价权、降低交易成本、拓宽融资渠道、提升企业竞争力和优化贸易结构。但也有学者提出,货币国际化会形成本币升值压力,对出口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进口采用本币结算也无法利用升值减少实际支出。
(三)文献述评
现有涉及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影响的文献较少讨论削弱该负效应的元素并实证检验;探讨人民币国际化对贸易影响的文献多停留在理论叙述,鲜少从实证层面研究人民币国际化对贸易的汇率波动调节效应。本文尝试厘清汇率波动、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与货物贸易规模三者的理论关系,并实证验证人民币交换媒介与价值储藏职能对汇率波动与跨境货物贸易规模负向影响的调节作用。
三、本币国际化、汇率波动与跨境贸易规模的理论关联
(一)汇率水平趋势性变化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汇率水平变化影响进出口贸易,传统“弹性法”分析框架将其影响分解为“汇率变动 - 进出口价格变动 - 进出口量变动 - 进出口额与收支变动”四个环节。在贸易合同签订前,进出口双方会根据汇率变化趋势调整合同价格,进而影响进出口数量与金额。一般来说,本币升值抑制出口、促进进口,本币贬值则相反。
(二)短期汇率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冲击
经典分析框架未考虑货款支付时滞问题。外贸合同签订后至实际支付前,本币对计价货币汇率的短期波动会给进出口商带来本币收益或成本的变化,增加贸易收入与成本的不确定性。由于合同价格固定,汇率变化对利润和成本的影响无法通过价格调整实现,只能通过外汇市场操作或外贸融资等手段部分规避。大量研究表明,这种汇率的不确定性对出口与进口都有负向冲击。
(三)本币国际化对贸易的汇率波动平抑效应:基于国际交换媒介
人民币对美元等主要国际货币的短期汇率波动会对中国跨境贸易产生负面冲击。以非本币计价结算时,合同签订与付款收款之间的时滞使汇率波动影响贸易商收入或成本。虽然贸易商可利用金融工具避险,但会增加成本且无法改变汇率波动抑制贸易的基本结论。本币国际化进程中,“交换媒介”职能的加强是降低跨境贸易汇率风险的根本办法。中国企业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可规避汇率波动风险,节约成本。从宏观角度看,跨境贸易中本币计价结算比重越大,汇率波动对贸易的负面影响就越能得到缓解。
(四)境外本币存量的调节作用:基于价值贮藏手段
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将汇率波动风险转移给外国贸易商,可能影响其与中国贸易的意愿。人民币在国际上发挥价值贮藏职能,让外国贸易商储存一定人民币存量,可降低汇率波动对其贸易利润的损害。境外人民币存量规模越大,外国贸易商持有的人民币资产越多,在进口时可直接用人民币支付,无需考虑汇率波动对支付成本的影响;出口收到人民币后,也可进行储藏或投资,无需担心汇率贬值导致收益减少。这需要中国开拓丰富的境外人民币投资渠道,提升资产的多样性、收益性与投资/交易便利性。
综合以上理论分析,提出假设:人民币结算比重越高,越能平抑短期汇率波动对中国跨境贸易规模的负向影响;境外人民币资产存量规模越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汇率波动平抑效应就越显著。
四、实证研究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由于人民币国际化相关公开面板数据匮乏,本文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模型。基于国际货币的交换媒介视角,建立时间序列模型:
[Tra_{t}=c+eta_{1}Vol_{t - 1}+eta_{2}Vol×K_{t - 1}+eta_{3}K_{t - 1}+sum C_{t - 1}+varepsilon_{t}]
其中,(Tra_{t})为中国各月货物进出口贸易规模;(Vol_{t - 1})为人民币月度汇率波动水平的滞后一期;(Vol×K_{t - 1})为汇率波动水平与人民币结算比重交互项的滞后一期;(sum C_{t - 1})为其他控制变量集合。
变量数据均提取自Wind数据库,各解释变量取滞后一期以体现滞后效应并缓解内生性问题。采用三种方式计算汇率波动水平((Vol1)、(Vol2)、(Vol3)),样本时间跨度为2012年1月至2023年10月。经ADF单位根检验,相关变量均为一阶单整;使用多变量E - G两步法检验变量间的长期协整关系。
(二)基础回归
基础回归结果显示,汇率波动水平系数显著为负,其与人民币结算比重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波动抑制中国跨境贸易规模,而人民币国际化具有短期汇率波动平抑效应,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比重越大,汇率波动对贸易的负向冲击越能得到缓解。控制变量方面,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系数显著为负,国内经济水平系数显著为正,产品异质性系数显著为负,春节虚拟变量系数显著为负,疫情虚拟变量系数显著为正。各模型残差序列均为平稳序列,OLS回归结果可描述变量间的长期协整关系。
(三)稳健性检验:更换汇率波动水平计算方式及扩大人民币结算比重范围
更换汇率波动水平计算方式,用(Vol2)、(Vol3)代替(Vol1),或用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中人民币结算占比代替“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比重”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组合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跨境贸易的抑制作用以及人民币结算的短期汇率波动平抑效应同样显著,基础回归结论较为稳健。
(四)异质性检验
1. 区分不同贸易方式:分别以中国月度一般贸易额与加工贸易额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波动对一般贸易产生显著负面冲击,人民币结算有效削弱该负面作用;而在加工贸易中,人民币结算的汇率波动平抑效应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加工贸易进出口相联系,汇率波动对进口原材料与出口成品的影响可相互抵消,受短期汇率波动影响较小。
2. 区分不同贸易流向:分别以月度货物出口额、货物进口额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采用银行代客涉外收款中人民币收入占比和银行代客涉外付款中人民币支出占比近似代表出口和进口贸易人民币结算比重。结果显示,汇率波动显著抑制中国出口贸易,人民币结算有效削弱该负面作用,但汇率波动对进口贸易的影响、人民币结算对进口贸易的汇率波动平抑效应均不显著,人民币结算的汇率波动平抑效应目前主要体现在出口贸易层面。
3. 区分不同贸易产品:依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将贸易商品划分为不同资源禀赋密集型产品,探究人民币结算在不同行业对外贸易中的汇率波动平抑效果。结果显示,相较于资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人民币结算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起到的汇率波动平抑效果明显更弱。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外贸易与加工贸易形式高度关联,汇率波动对进出口的影响相互抵消,整体受短期汇率波动影响相对不大。
(五)进一步研究:考虑境外持有人民币资产存量的调节作用
1. 基于境外持有人民币总资产规模:建立门限回归模型,门限变量为境外市场主体持有人民币资产存量对数的滞后一阶,被门限变量为汇率波动与人民币资产结算比重交叉项的滞后一阶。回归结果表明,境外持有人民币存量对人民币结算的汇率波动平抑效应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且呈非线性。当境外持有人民币资产存量超过阈值(约63700亿元)后,该促进作用进一步增大。
2. 基于分类人民币资产规模:将境外人民币总资产分解为股票、债券、贷款、存款四类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境外主体持有无论哪种人民币资产,都能产生汇率波动平抑效应,但股票及债券资产会对汇率波动的平抑效应产生门槛效应,而存款与贷款资产的门槛效应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人民币股票及债券的流通性与收益性更高,境外贸易商持有累积至一定阶段后,更愿意在人民币汇率波动背景下接受人民币计价结算。
五、总结与启示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发现,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波动水平上升显著抑制中国货物贸易规模,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比重的提升有效平抑了汇率波动对贸易的负向冲击,该效应在一般贸易、出口贸易、资源与资本密集型产品贸易中更为显著。境外人民币资产存量积累超过一定规模后,人民币结算的汇率波动平抑效果更显著,境外持有的股票与债券等人民币有价证券资产规模的累积更有利于发挥该效应。基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不应因人民币波动幅度增加而减缓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程。适当的汇率弹性是货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自由浮动有利于提升其国际地位,化解汇率压力。汇率波动对跨境贸易的负向冲击可通过加强人民币结算比重与境外存量来缓解。
第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应扩大人民币结算比重与增加境外人民币存量双管齐下。通过拓展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建设人民币清算行、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发展数字人民币等提升人民币结算的便捷性与安全性;通过完善离岸人民币市场、创新金融衍生工具、拓展人民币资产品种等促进人民币在国际范围的价值贮藏意义。
第三,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合作,增加人民币结算比重及境外人民币存量。利用“去美元化”趋势,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扩大政府间货币互换协议、推行双边本币直接结算等手段,提升人民币使用范围与结算比重,构建全新国际结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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