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受众视角出发，聚焦媒介平台对受众的剥削。研究发现：媒介平台受众剥削的基础是资本扩张形成的结构性霸权加剧了受众异化;媒介平台对受众剥削呈现出三重异化下三重剥削的新特点;媒介平台对受众剥削的布展逻辑是基于算法推荐机制下对受众进行的数据控制和驯化。当前，为使受众免受剥削，就必须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厘清数据权力边界，培养受众的自主意识，从而阻断资本对数据的占领和“圈地”，实现受众主体性的突围。
【关键词】平台媒介;受众异化;剥削
数字媒体时代，平台媒体在资本和技术的“加持”下，逐渐成为主流的媒体类型。新的媒介生态结构不仅影响社会结构，也在重塑媒介与社会、员工、受众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任何媒介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受众，即使数字媒介发展进一步模糊信息生产者和接受者的边界。但是，媒介如何定位受众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运作模式和操作手法，受众研究对于了解传媒业发展、制定传播政策有着密切关系。
一、平台媒体研究中被忽视的受众视角
当前，关于媒介平台及其利益相关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维度：首先是媒介平台存在的问题和治理。主要涉及平台媒体化与基础设施化的风险及其治理、马克思异化理论下的平台资本主义问题、平台在算法中的媒体责任等。其次是关于平台用工的研究。如算法机制下平臺从业者权利保护的危机及应对、平台用工方式及责任的解构与重构、平台用工关系治理的理论建构等。此外，对于平台数字劳动和数字劳工的研究是近两年的热点，成果相对丰富。如分析数字劳动平台化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效应、平台对创意劳动者的劳动控制、数字劳动异化现象以及对数字资本主义下数字劳动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等。
从现有文献来看，基于受众视角对平台媒体的研究并不多，更多的研究使用“用户”这一概念。但是，这些研究可能消解传统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受众”概念所暗含的公共性意涵。而作为媒介平台使用者的受众，其媒介参与活动很多时候不过是为了获得信息和内容，并非有高度意愿参与到平台的生产、消费等资本逐利“游戏”中。因此，本研究着重从信息接收者和使用者角度的“受众”视角出发。
二、平台媒体受众剥削的基础：资本扩张下的受众异化
(一)资本扩张：形成结构性霸权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资本论》为题，表明资本是其批判理论的核心范畴。[1]资本以利润最大化和资本增殖为目的，资本的增殖性是资本的本质特征，也是资本运动的目的。资本必须与理想的产业相结合，进入到产业的循环周期中才能实现新的增殖资本。[2]当前，大众传播媒介远超所谓的相对自主性的地位和公共属性，在资本的介入下，成为一种存在于具体社会体制之中，并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紧密缠绕。[3]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媒介的边界正变得模糊。资本不断在媒介市场起着重要的作用，媒介的发展也逐渐由传统媒体时期依靠行政力量主导，发展到互联网时代资本的迅速介入和整合，媒介产品逐渐由公共产品转变为商品，资本控制下的“公共”服务已经转换到由市场竞争者提供的“以成本为基础”的服务。[4]媒介平台在技术的加持下，被资本异化，以便于更好地配合资本的需求。数字媒介时代，在资本的驱使下，技术使员工、受众、社会等各个环节的生产越来越具有结构性霸权力量。[5]此时，资本便成为猎取劳动的一种工具，并以其独有的手段，隐蔽地成为媒介平台一种剥削工具和压榨手段。[6]
(二)受众的异化：受众成为商品
异化指人的物质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或与人对立的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社会现象。[7]异化和剥削是紧密联系的，并存在一种共生关系，即异化既是剥削的前提也是剥削的结果。[8]受众异化的主要表现是受众成为商品。受众商品化是平台媒体受众剥削的起点。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文森特·莫斯可认为，商品化就是把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即决定产品价值的标准由满足个人和社会需要的能力转变为产品能够通过市场带来些什么的过程。[9]
受众作为商品，其在市场上被生产者(媒介)和购买者(广告商)进行交易，此时受众商品具有的规格就是“人口统计学特征”。“受众”观看广告的过程促进了商品流通过程中分配与消费这两个环节的缝合。[10]此时，受众已被标好价码，实现了受众的商品化。受众商品化的过程，把媒介、受众和广告商联结在一种有约束力的三位一体的相互关系之中。在数字媒体时代，基于对受众的“售卖”和剥削，受众异化主要表现在受众自有时间商品化、受众行为情感的商品化、受众所生产数据的商品化。
三、平台媒体受众剥削呈现新特点：三重异化下对受众的三重剥削
(一)受众自由时间异化下的“全场景软性剥削”
马克思认为，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11]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要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的，那么，他就不如一头载重的牲畜。[12]但是，数字媒体时代，受众自由时间的增多并没有使其获得更多发展，反而被资本一再侵蚀。此时，时间能够创造财富，所以时间就具有了经济价值，而按照资本的扩张、剥削和逐利逻辑，一切能创造利润的事物，都必然会被资本持有者以“滚雪球”的方式纳入剥削体系之中，使之成为“利润的奶牛”。[13]此时，财富的尺度绝不再只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14]
一切剩余价值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15]马克思对时间本质的解释，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实质。作为交换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16]数字媒体时代，技术加剧了受众日常生活的殖民化，其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无缝融合，催生了免费时间日渐从属于媒介平台的无处不在的媒介时代。[17]其对受众自由时间的剥削从一种直接剥夺剩余价值的“硬剥削”，转身变为一种开放自由氛围中的“软剥削”，从只在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特定时空剥削”转变为“全场景剥削”。[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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