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与发展

　　摘要：本文基于文献综述的研究方法，在对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的前提之上，指出目前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存在内容表面化和问题混淆、选题脱离实际与论者功力不足、文献来源单一及研究方法匮乏等问题，提出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必须重视学术成果及其原创性、学科体系和学术共同体、重视学术评论和研究方法。

　　关键词：档案学理论研究学术评论

　　《档案记忆》(月刊)(原：湖北档案)，创刊于1986年，由湖北省档案局(馆)主管主办。1986年下半年改名《湖北档案》，2016年2月更名为《档案记忆》。杂志是一份开发档案信息资源，走进大众日常生活的文化月刊。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腾飞的70年。为展示70年来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烘托学术界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勾勒各学科研究的前景与发展趋势，《党建》杂志网络微平台推出《思想中国》栏目，集中刊发《70年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回顾与展望》系列文章，按照哲学社会科学不同类别约请各领域专家撰写文章，笔者忝列其中[1]。由于网络文章的篇幅限制和组稿要求，许多问题没有展开，有些意犹未尽。故借用《北京档案》杂志一席之地对新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状况表达一些个人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状况

　　一般认为，所谓档案学的基础理论是区别于档案管理应用技术、对档案学领域中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高度的概括和抽象，是普遍性、规律性的总结和归纳[2]。这种理论在档案学的研究中起着支撑作用：它可以是一座大厦的基础，决定着大厦的高度和负荷;它更像生物的基因，左右着一种生物最终是成为大树还是小草。因此，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关乎档案学研究的前途与命运，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一)文献中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线索

　　笔者以“主题=档案学基础理论”或者“题名=档案学基础理论”或者“v_subject=中英文扩展(档案学基础理论，中英文对照)”或者“title=中英文扩展(档案学基础理论，中英文对照)”为检索条件，在中国知网查到涉及此类的文献共922篇。其发布年份如下：

　　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大体呈逐年增长趋势，但在2016年之后出現拐点;进入21世纪后，文献维持在年均40篇左右，约占档案学研究年均文献量的十分之一[3]。这大体反映出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在总体档案学研究中所占的分量及档案学的研究态势。如果剔除文献中的一些名文不符的文章，真正研究档案学基础理论的份额还会降低。在这些为数不多的文章中，择其要者包括了以下观点。

　　王英玮、周艳在《中国档案》2003年第5期发表了《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建设与发展》一文，对如何认识档案学基础理论建设和发展中研究成果的多样性、统一性问题，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中有无至善理论的问题，档案学基础理论建设与发展的基本走向等问题提出了看法[4]。周耀林、朱玉媛、张晓娟、颜海、周路在《图书情报知识》2009年第4期发表了题为《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价值、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的文章，提出了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对档案学科发展的活化作用、对提升档案学科地位的促进作用、对档案学应用理论的指导作用、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推动作用”等四种价值表现，并指出了档案学基础理论原创性研究成果不多、对档案学基础理论深层次研究较少等六个方面的问题，从指导性、拓展性、创新性、交叉性等十大方面预测了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2]。

　　吴晨菁在自己的硕士论文《2006-2016年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状况与趋势》中，指出了在档案学基础理论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研究方法运用不均衡、跨学科研究协同能力较差、无效研究过多、缺乏学术思想创新、中外对比研究成果较少、研究人员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5]。此外，朱玉媛[6]、张煜明[7]、宗培岭[8]、傅荣校[9]、何嘉荪[10]等也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从这些文章的内容和发表时间可以看出，我国档案学界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相当重视且起步较早，体现出一种学术共同体的自觉。

　　笔者于20世纪90年代末跟随王传宇教授研读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博士学位，导师是从“学人”“学史”“学论”等三个方面指导我们学习的。这些内容，奠定了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方向。

　　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以档案基础理论研究为内容的学术图书出版物逐年增加。其中，包括了由笔者主持编修的《档案学经典著作(丛书)》第一卷至第六卷。这部丛书收录了19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31位作者的30部作品，内容涵盖1949年之前的13部“旧著”、中国台湾地区的代表作、中国大陆地区的“学史”和“学论”部分，以及欧美档案学的早期著作。

　　目前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学术图书除“学人”部分尚无系统专著以外，《档案学经典著作(丛书)》第五卷[11]，即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学史”部分，收录了吴宝康的《档案学的理论与历史初探》、李财富的《中国档案学史论》、仇壮丽《中国档案保护史论》和丁海斌的《中国科学技术档案史》;《档案学经典著作(丛书)》第四卷[12]，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学论”部分，收录了陈永生的《档案学论衡》、何嘉荪、傅荣校《文件运动规律研究——从新角度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和胡鸿杰的《化腐朽为神奇：中国档案学评析》。

　　在此基础上，由笔者主持的《档案学经典著作评价研究》(17ATQ011)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并在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成立了“档案职业与学术评价中心”，开启了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组织行为”。截至2019年10月，该中心成员已经发表《档案学经典著作评价研究》(17ATQ011)阶段性成果十余篇[13]，不断丰富着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

　　(二)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问题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说的是许多起步早的人并不见得领先于他者，马拉松选手不在乎“输在”起跑线上。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许多领域都存在这种上手比较快、结果不理想的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持续跟进的毅力和深入研究的能力。大家满足于将口号当做结果，把激情视为能力。于是乎就出现了上述论者指出的问题。

　　1.内容表面化和问题混淆。早期的许多研究档案学基础理论的文章，大体遵循着基本情况、主要问题、未来设想的套路，你方说罢我登场，虽然没有什么新奇，但也算“水过地皮湿”——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至于这些问题背后存在的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路径，那就留给后人去评说吧!如此一来，实际上是把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做成了夹生饭，将来谁也无法在这个“肤浅”的地基上建筑高楼大厦。笔者曾经比喻，有些研究者就像散养的柴鸡四处刨食，乍一看范围不小，却没有一处深入过。这种类似娱乐新闻的选题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伤害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

　　许多论者将所有档案学研究的问题都当做基础理论去研究。比如，有一篇题为《近五年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进展》[14]的文章，内容涉及“公共档案馆的内涵、公共服务功能，价值取向;数字图书馆知识管理含义、内容及其实现策略;高校档案学师资团队的打造策略、研究生基础课程设置改革及创新型专业人才的培养;档案管理体制的特点、存在的问题以及改革的建议;档案工作者素质核心价值观的培养、需具备的素质及提升途径”等内容，其中一些问题不属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围。这种“广种”的方式，势必带来“薄收”的效果。就像有些人“满大街的认亲戚”，结果等于没有“亲戚”。

　　2.选题脱离实际与论者功力不足。近年来，有些论者提出了一些十分有趣的想法。比如，有文章称：“档案情感价值是指档案(客体)对人们(主体)所具有的情感方面的有用性”“在档案服务中，应该培养档案工作者情感意识，建立档案与社会之间的情感联系;认识档案情感价值，重塑档案工作业务环节”[15]，这种源于西方的后现代概念有其产生背景和思维脉络，但是如果说用其“重塑档案工作业务环节”可能言之武断。我国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应该植根于我国的实际情况，而非国外的只言片语。正可谓，“后有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16]，长此以往，这种脱离国情的所谓档案基础理论研究势必成为学界和业界的笑谈。

　　笔者始终认为，任何理论的状态都是其论者学历、经历的真实表现。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许多问题之所以不能深入、无法展开，与其论者的学术功力不无关系。档案学基础理论代表着对档案学的哲学思考，是理论体系中的“上层建筑”，仅仅凭借常规判断和经验总结是不易成就的。前述问题，无论是“表面化”“内容混淆”还是“脱离实际”都是论者学术功力的一种表现，即不能思考、不会思考、不敢思考。汤一介先生曾经自谦天资不够，遗憾于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学说)体系。其实，许多像汤先生这样的智者，都在用自己的行动激励后人。作为一种相对“小众”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者，同运动员一样并非大众职业，其先天条件、规训水平、技战术素养和意志品质决定着其最终的成就。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者来说，除了“人贵有自知之明”以外，沒有“提高素养”“勤能补拙”以及自己的后天的努力，只能出现与自身学术功力相当的研究成果。

　　此外，一些知名学者的文章水平多取决于其合作者水平，也是一种比较危险的倾向。

　　3.文献来源单一及研究方法匮乏。包括笔者在内，大家已经习惯了以中国知网的论文为研究问题的文献来源，将影响因子作为衡量文章的标准。因此，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就成为单一“原料”的结果。然而，档案学理论，特别是基础理论更多的是体现在学术专著当中。无论从研究领域、理论体系还是学术成就、文字容量，档案学基础理论专著都是学术论文无法比拟的。从目前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参考文献中就可以发现，很少有档案学基础理论专著被引用。有时即便出现图书的注释，也多为教材类普及性读物。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水平。

　　档案学基础理论成果的文献来源单一，实际上就是一个研究方法匮乏的表现。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匮乏，至少可以说明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者尚不具备提升学术水平的渠道与手段。按照丁海斌教授的观点，包括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在内的档案学研究方法匮乏“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我们并没有这方面的自觉认识，没有一个倡导科学认识方法的‘运动’;二是研究队伍的素质有欠缺，很多研究者没有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研究方法不规范，甚至很多人不懂得什么是科学认识方法，缺乏学术规范意识和科学态度的现象较为普遍”。

　　虽然任何科学的研究方法都必须依附于特定的具体研究内容，但没有科学方法也不可能成就科学的内容。如果说情报学界的研究成果比档案学界有什么优势的话，至少情报学界关注了被档案学界长期忽视的研究方法。这就是许多情报学的研究成果更像学术论文的原因之一，也是档案学界不太讲究的失落之处。因此，缺乏科学方法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很难出现神形兼备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

　　需要说明的是，档案学基础理论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列举，应该被视为一个多维的空间。就像应该从内容、形式、效果等维度评价一部学术作品一样，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是其他因素(维度)作用的结果[18]。此外，学术环境等因素也会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